经济观察报 　2014-07-28

　　萱化/文

 

　　二十年前，王召明只是一个从草原来到城市的年轻大学生，迫于生计每天蹬三轮车卖花。如今，他怀揣着一个草原生态产业王国的梦想，重新回归家乡，从种草驯草开始，一步步修复着他心目中最初的那片绿色。

　　王召明1969年出生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中旗，一个国营牧场的牧民家庭，现在的身份是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蒙草”）的董事长，同时也是中国畜牧业协会草业分会会长。与草结缘几十年，如今执掌着上市公司的王召明对草原的认识，早已不再是当初那幅“天苍苍野茫茫”的浪漫图景。

　　他知道，中国虽然有近四亿公顷的草原，但中度和重度退化的草原面积占到了三分之一以上。干涸的湖泊、退化的草原也是导致雾霾频发、沙尘肆虐等极端天气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件让他感到痛心的事，是很多退化的草原不见草、不产草，城市里却大量培植各种奇花异草，高价进口国外草坪，尤其在干旱半干旱的北方地区，最终不仅后期维护费用居高不下，而且严重浪费水资源。身为一个在草原上长大的人，王召明对水的特殊情感，对干旱的天生恐惧，是生活在城里的人无法理解的。

　　这种朴素的自然情怀驱动着王召明从城市回到草原，由当初那个做绿化生意的卖花青年，逐渐成为一名草原生态修复和草业复兴的践行者。

　　不过，刚刚起步的王召明明白，要改变草原，首先得有草，但草从哪里来？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一开始，他也走过弯路。

　　那是在新世纪初，王召明的事业刚刚从庭院式的绿化发展起来，并从庭院走向广场，从市区走向城边，按照他的说法，当时也搞了不少草坪，引进不少树种，绿化的效果是出来了。但王召明很快发现，这个路子有问题：绿化成本过高，养护费用过贵，不适合中国国情。

　　王召明认为需要转换观念，放弃那些高成本高费用的“贵族草”、“贵族树”，立足内蒙古实际，在节水耐旱上做文章，最终他找到了一条把野生草驯化的新路。说起这段历史，王召明还讲了一个故事。

　　野生驯化：一条中国特色的生态修复之路

　　2005年前后，王召明在一次野外调查时发现：一场大旱之后，好多植物旱死了，但总会有一些存活下来，这些存活下的品种就是耐旱的。另外，那些在常年干旱的赛罕塔拉、阿左阿右存活的品种，也都是耐旱的，它们是经过多少年生死考验顽强地生存下来的，实践证明是最适合在干旱地区生长的，也是大自然帮人类选育的。

　　“因此，我们就把这些品种采集回来，在研发基地进行长期的引种、驯化，然后运用到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恢复当中去。”王召明说。

　　野生驯化这个思路，后来被证明是改变蒙草发展历程一次质的飞跃。作为一家草业公司的创始人，王召明第一次发现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与整个中国的生态建设如此息息相关，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成为后来他着力攻关的方向。为此，蒙草相继投资建立了抗旱植物研究院、荒漠地区生态研究所、盐碱地改良研究所和草原生态研究院等一大批科研机构，通过驯化本土植物进行生态环境修复。

　　2012年开始的敕勒川草原修复项目，便是这一思路的经典案例。诗歌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草原，自上世纪以来不断退化，风沙肆虐，令很多人对草原持悲观态度，认为那种美丽景色只能存在于传说之中，修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种观点让王召明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在修复之前，他组织各领域专家进行了土壤、温度、降水、植被等多项前期调研，并相应设计了一整套修复设计方案，以适应典型性草原生长的禾草类作为草场重建的基础，辅以适宜当地生长的宿根地被组合，希望最大限度再现原生态草原的视觉效果。

　　修复持续了一年多，从几幅相同场景的对比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本沙石裸露的碎石滩不见了，万亩草原重新焕发生机，这让很多人觉得，他们做到了，而且是不可思议地做到了。事实上，最终铺满敕勒川万亩草原的那些植被，很多都是蒙草引种驯化的抗旱植物。到目前为止，蒙草成功引种驯化的野生乡土植物达到160多种。

 

　　2014年1月28日，隆冬时节的内蒙古大草原，位于和林格尔盛乐园区的蒙草公司研发中心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习近平对敕勒川修复前后对比的照片表示出浓厚兴趣，但他更感兴趣的，是什么力量改变了当地面貌。

　　在种质资源标本室和育苗温室，习近平听王召明讲解了草原、荒漠、盐碱地等不同类型地区的代表植物，诸如芨芨草、长青石竹、披碱草等。期间，记者扛着的摄像机不小心把标本架碰了一下，习近平赶紧说：“慢点慢点，别碰坏了，这可都是宝贝。”

　　当习近平走出温室时，尽管是寒冬腊月，温室外的地里仍有一些植物露出这个季节罕见的绿意，这就是四季常绿的长青石竹。即使在零下26度的冰雪覆盖下，石竹依然能保持面目不改，这是野生草顽强生命力的最佳体现，也是当初令王召明着迷的“野生驯化”这条路其魔力所在。

　　实际上，在蒙草的后花园——种质户外试验田里，这样的“宝贝”正在成批量繁衍和培育，一块块木质标示牌点明了这些植物的来历、特性和改良过程：北景天、三七景天这些抗旱品种可以用来保持水土；披碱草能在盐碱地扎根，有着超强的环境适应力；芨芨草则在沙化严重的地区仍能生长。

　　王召明直到现在仍清楚地记得习近平总书记临走前的那番话。习近平谈到绿色低碳和科学发展观，关键是要有可实现的途径、平台和手段，还要做成本核算，靠奇花异草和外来引进，是不可持续和不适宜的，最终需要走符合自然规律和国情地情的路，找一些当地适合的品种，自我开发，然后推广。

　　“我们从事的产业其实并不神秘，就是把最合适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生长的植物驯化出来，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到生态修复、园林绿化和生态牧场以及牧草种业上去。”王召明表示。

　　经过这一番脱胎换骨，即便是顺手重拾此前园林绿化的旧行当，王召明也能比以前做得更好。比如，通过引入抗旱植物，园林绿化可以比传统方式节水80%，这是一份意外的收获。受此启发，王召明觉得蒙草的产业化前景将十分广阔。

　　产业联盟：市场驱动绿色大业

　　“如果生态修复，把人都赶走了，这不是真正的修复。”这是王召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笃信佛教的他相信万物平等，所有生物在生态系统中都应该有它自己的位置，人、草、畜、水、土、气，谁也替代不了谁。

　　他不相信那套“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水火不容”的论调，生于牧民家庭的他，更是特别不认同“牧民过度放牧是导致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

　　在他看来，建设新牧区、实现牧区现代化，没有人不行，光有一种行业和身份的人，也不行。

　　2013年11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和呼和浩特市政府的支持下，包括31家工商企业、6家金融机构、8家科研院校和数家社团中介、牧民合作社在内的51家成员，共同见证了草原生态产业联盟的成立，其中不乏华大基因、农科院、中信银行、亿利资源等知名企业和机构，王召明正是此联盟的发起人。

　　谈及建立联盟的初衷，王召明说， 做草原生态需要一个产业平台，这个平台不能只靠草企业，它需要更多的企业、更多的行业、更多的部门共同参与，包括牛企业、羊企业、旅游企业、蜜蜂企业、草种企业、草原病虫害防治企业，以及科研机构、银行、保险、基金等共同参与，才可能把这个生态产业平台打造好，“靠一两家企业在那里单打独斗，是很难奏效的”。

　　王召明和他的伙伴们，希望把这个联盟打造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草原种质资源开发到生态修复，再到现代牧场建设运营，以及绿色养殖加工及新能源应用，最后归结到新牧区建设这个大主题下。其中重点搭建的是三个平台：草原生态修复技术平台、草原生态产业园区运营平台和草畜产业投资平台，最终实现草原生态恢复，绿色农畜产品输出，光伏能源有效利用，牧区就地城镇化，牧民就业收入增加，总之一句话，绿色GDP。

　　看上去，有政银企，再加上技术、土地运营、实业投资，该有的似乎都有了，这是一个宏大的草原生态产业王国。谁能玩转这样一个大平台？王召明的底气在于，为参与各方精心设计投入和回报机制。

　　草场和周边土地使用权在农牧民手中，因此他们是链条的一头，需要投入的是土地、草场和劳动力，收获的是土地租金、发电、分红和劳务收入；政府在链条的另一头，只需要投入生态专项资金补助，收获的是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链条的中间是生态园区运营商、产业投资商、金融机构、专家研究机构和联盟其他企业，主要包括各种草产品和周边产品交易商、旅行社、技术服务商等，他们依据投入资源的不同获取不同类型和比例的回报。

　　产业投资商，投入生产资料、管理、品牌等成本，收获优质农畜产品，通过渠道利润最大化，主要包括各种牧业公司和养殖企业。专家和研究机构则提供技术、专利，回报是研发资金；金融机构投入资金，回收利息，还可以开发基于产业的安全稳定的金融产品。而生态园区运营商则是其中牵线的关键一环，负责投入研发、基础设施、生态修复成本等，回报则是草产品、草种、牧场出租和专项补贴。很明显，蒙草就是在做这个平台运营商。

　　在这个开放而复杂的商业模式中，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各自干最专业的事。“这么多企业搞到一起，会不会闹矛盾？不会的，我们之间是合作的伙伴，而不是竞争的对手，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妨碍谁。”王召明说。

　　2014年5月，联盟在鄂尔多斯市召开了第一次政银企对接会，十多项合作项目初定，其中，位于通辽市的“现代牧业实验基地”主打沙化修复、草种繁育、肉牛养殖和光伏发电等，位于呼和浩特的“百草园”其特色是牧草种植、中草药、休闲旅游等，同样在呼和浩特的“万亩草原旅游开发”则主推蒙古部落、体验旅游服务等。有趣的是，大多数企业选择了自由组合为一个个“项目小组”，而蒙草几乎加入了所有的小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发起人。

　　产业联盟在蒙草的版图中叫做“生态牧场”，其实只是五大板块其中一块。王召明说，蒙草的主要业务包括生态修复、节水园林、生态牧场、牧草种业、现代草业。就目前情况而言，五大板块中，节水园林大约占到业务总量的30%左右，生态修复大约占70%左右，“其他如生态牧场、牧草种业和现代草业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短时间还见不到明显的效益。”但王召明相信，用不了多久，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五大板块将形成均衡发展的局面。

　　毫无疑问，草原生态产业联盟是撬动王召明整个产业版图的坚实基点，能不能做成功，对他和蒙草来说，事关重大。王召明的信心究竟源自何处？还是让我们回到整个中国经济的大背景里，去一探究竟吧。

　　草业复兴：国家战略的抉择

　　相对于粮食的食品、战略价值和林业的经济、环境价值，中国的草原一直是产业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

　　先不提煤炭、矿产等各种资源开采对草原造成的破坏性开发，也暂且不争论“过度放牧是否造成了草原沙化退化严重”这样的自然性开发，但从经济产业和生态保护的链条上来看，草原政策似乎陷入了双重悖论当中。一方面，草原产出牛羊奶等畜牧品，但这并不是大多数民众餐桌上的主粮；另一方面，随着草原退化带来的产出能力下降，以及消费层次的提高，相当多的畜牧品竞争不过进口产品。

　　草原也产出牧草，但每亩干草产量平均不足100公斤，而且质量差，杂草率高，草原的生态功能在降低；相比之下，美国每年生产牧草1.5亿吨，其中半数是富含优质蛋白的紫花苜蓿，草产业的直接产值相当于畜牧业的20%、种植业的18%。

　　不光是美国，欧美和澳洲等一些国家也对草业十分重视，将其看做“绿色黄金”，澳大利亚更称其为“立国之本”。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农业发达国家，草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多数国家利用人工牧草来调制干草、青贮或作为青绿饲料直接饲喂，有的进行深加工，制成草粉、草块、草颗粒、草捆等，这些产品除部分出口外，绝大部分用于发展本国畜牧业，从而实现生态和经济双重价值。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任继周先生提出发展草地农业的观点，这与长期以来国内“以粮为纲”的主流观念存在明显的冲突。由于得不到农业主要部门的认可，草地农业一直没有在国内推广开来。

　　粮食与食物是有明显差别的。粮食主要是指小麦、水稻、玉米等谷物，食物则涵盖面更广。像现在城市、农村居民消费日益增长的肉蛋奶，蔬菜、水果，都属食物范围。任继周举例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每月人均口粮大约有50多斤，即便这样还是吃不饱，但现在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了，每月人均口粮不会超过 15斤。城市人口口粮消费更少，大概是每人每年78公斤。现在城镇化步伐加快，全国人均口粮消费还在逐步缩小。大力发展生态草业，一方面可以降低饲料粮用量，优化粮食结构；一方面可以恢复草原生态，提高农田质量，是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2014年7月，在第三届中国草业大会上，中国草业协会会长卢欣石先生也向记者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系统的草业顶层设计，但是有对草原的生态建设规划和牧草生产区域规划。草业协会、国家牧草技术体系及实验站、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全国畜牧总站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草业发展规划。现代草业不再是畜牧业的附属产业，而是具有重要安全意义的独立产业，因此草业的顶层设计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各个部门的共同协作。例如，草原作为畜牧业饲料的主要来源，畜牧食品安全需要食品安全部门的共同管理；草原中林草结合的部分需要林业局和农业部共同管理；草原作为水源涵养地，需要水利部门的共同管理；草原作为特有的地理类型，特别是青藏高原区域的草原，需要环保部门、气象部门的共同管理；草原文化与历史传承则需要文化部门的参与。总的来说，把草原变成畜牧业生产基地、生态保护屏障、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和草原文明保存场所需要各个部门的协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草业专家提出要像重视农业一样重视草业，要像重视基本农田一样重视基本草牧场，要像补贴养猪那样补贴养羊。改变传统农业观念，实施“粮经草三元结构”现代化发展模式，生态草业作为种植业和畜牧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调节器”，在调整农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同时，为国民源源不断地提供绿色安全的畜产品。此外，建立和健全生态草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目前，牧草良种补贴标准为每年每亩10元，与粮补和林业的各种补贴差距较大，建议种草享受与种粮种树相同的待遇。同时，还应建立草原生态补偿保护长效机制，要在执行现有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基础上向制度建设转变。

　　这些建议和王召明正在做的事情息息相关，也触动了他内心对草业未来发展的深深担忧。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王召明不仅要操心企业自身和产业联盟的具体事，他更要为草原的将来未雨绸缪。